我叫Philip Monday，是一个五口之家里的大哥（我有1个弟弟和3个妹妹）。1988年5月23号星期一的凌晨，我出生在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阿达马瓦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但直到7岁，我才拥有了可以上学的资格，因为这时我的右手才终于可以绕过我的头触摸到我的左耳（这是我的故乡用来判断孩子是否达到教育适龄年龄的一种传统的方式）。在开始上学之前，我的职责就是洗脏盘子。以及照顾比我年幼的弟弟妹妹们，而我的妈妈则去农场干活儿。多亏了我有一位当老师的阿姨，她说服了我的父亲让我去读书。所以，1996年，我终于如愿开启了我的新生活，在约拉的Army Children School (ACS)接受我的小学教育。我欢欣于在课堂里与朋友们相遇，因为今后的我，终于不是总被独自留在家里的那一个了。
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我的学习生活，常常拿下全班第三的成绩。除非病得太厉害，我从不请假。我时常回想起那段快乐时光，想我和朋友们一起做游戏、跳舞、读故事书和唱歌，时至今日，那些歌声依然时不时地回荡在我脑海里。2001年，我以离校资格考试中第四名的成绩迎来了我小学教育的终点。
不久之后，我进入Government Day Secondary School Army Barracks，在那里度过了我六年的中学时光。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并成为了有资格申请大学的同学们的一员。在大学前考试中的突出成绩为我赢得了进入Feder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Yola(FUTY)的机会（现在该大学更名为MAUTECH，用以纪念我国的一位杰出人才）。申请尼日利亚高等学府的竞争者众多，且具有很不错的水平，所以优秀的成绩和成果对于申请者来说非常必要。不过，这只是申请难度的其中一方面体现罢了。事实上，想进入这类学府深造，还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支撑高昂的学杂开支。而对于像我这样来自低阶层家庭的人来说，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做农活儿，更别提家里还有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在上学，经济就更显拮据。因此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尽管我的成绩优异，大学教育也仅仅是一个不太容易触及的梦。但我求学的愿望始终热烈着，于是我决定从事一些“卑微”的工作来为我将来的学习费用和住宿等筹集资金。期间，我在建筑工地做过工，用挣得的钱来填补弟弟妹妹们的教育开支，也时而帮助一些需要资金支持的朋友们。这段时间里，我妈妈也在农场工作以外打理起一家小商店，卖一些食物和香烟。所以很幸运，很快，我就能交上我大学第一年的学费了。
尼日利亚大学中的学习竞争十分激烈，学习内容上重理论而薄实用，但这主要是因为尼日利亚的大多数大学里，能用于实验教学的仪器、以及能独立操作现有仪器的技术人员都很匮乏。然而，尼日利亚的毕业生依然是整个非洲最杰出、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生活在美国的八成尼日利亚人都拥有学士学位。一位美国的尼日利亚医生成功地对一名尚未出生婴儿实施了心脏手术，在9个月后迎接了这个新生命的平安出生。国际知名的雪佛兰汽车，也是尼日利亚人设计。关于尼日利亚优秀人群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的学习经历则是一个关于至臻至善的故事，从我在大学的第一年的中下游成绩（绩点3.45/5）开始，到在我的最后一年上升至中上游水平(绩点3.9/5)，此间进步归功于我的刻苦和精进。
如同许多尼日利亚人一样，我出国留学的愿望与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和接触更先进更现代的科学研究与实验工具有关。今日之中国，不断为科技进步铺平道路，这里的研究所也都配备着大批现代化高精尖仪器设备，这也是我选择来到这里学习的原因。
当我得知自己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及奖学金项目申请后，一种难言的兴奋紧紧包裹住了我。就在我生日的两天后，我一路小跑回家，一边在地板上兴奋地滑来滑去，一边不住地喊着：“Yes, yes, yes!”。一开始，我的妹妹们还对我的极度喜悦有些望而生畏，但当得知我的录取消息后，便同我一起庆祝起来。
在中国：旅途中，百般经历
为飞往中国的航班筹集资金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我需要为签证申请和机票支付高达6000元人民币的费用。由于我的家庭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这笔资金，我只能选择借款。多亏了当时已经抵达中国的我的朋友Louis Hitler，他把钱借给了我，令我不胜感激。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往中国的14个小时是紧张而忙碌的，却也足以成为我人生中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看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同处一处，真是不可思议。一想到我终于有机会参观中国故宫和长城，我便兴奋不已，不久前，它们还仅仅是我在书中和影片中瞥见的刹那光影。
抵达中国的第一日起，我们就受到了盛情款待。雁栖湖校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友好、文化交叉、多样化和宁静的环境，我们可以在这里利用各类资源参与各种课外活动。我结交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包括一些中国学生和教职工们。这里美丽的建筑和优美的园林设计总是令人着迷，不远处便是雁栖湖和椭圆形的酒店建筑，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报道后不久，课程的学习便开始了。我发现这里的学习体系与在家乡尼日利亚的有很大不同。国科大的课堂教学更倾向于研究导向，并乐于借助一系列的课堂展示机会来训练学生们的公共演讲能力。尽管学习的过程相当繁忙，但极有助于激发我们的自信心，并帮助我们熟悉自己的研究领域。国科大的语言课大概是最有趣的课程了，虽然我们同时也不得不苦涩地完成写作和口语课上的大量笔试和对话联系。语言课帮助了我实现生活中与特定场合下与当地人的有效交流。中华文化课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历史和神话，以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当然也给予了我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化的平台。尽管只能说一小部分中文，我还是结识了一大批好伙伴。
我发现中国文化与尼日利亚文化其实非常相似，它们都滋育着人们重视尊重的态度和良好的道德行为。在这里，我常常切身体会到中国人民总是愿意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有一次，我把手机落在公共汽车上，一位中国人主动帮助我找回了手机，期间，他甚至陪同我们去警察局取回手机，还为我们支付了出租车费钱。另外，每当我迷路时，都会中国人来帮助我找到正确的方向。这些回忆我都铭记在心，我也将带着这些美好记忆返回我的国度。中国人民，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勤劳的人儿。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常常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位勤恳努力的伟大女性。
在我的科研过程中，每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时，我总能得到国家纳米中心课题组内外的许多中国学生以及一些其他机构的帮助。他们帮助我在中国安定下来，带我一起创造着我们之间的友好氛围。
我遇到的其中一些困难源于沟通，因为我的中文不流利，我无法理解有着大量中文的仪器手册。多亏了老师和中国朋友们的帮助，我投入一定时间后终于掌握了这些仪器的使用。我的导师贺涛研究员总是鼓励我努力工作，并引导我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尽管我并不总能得到预期的科研结果，我还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工作着，即便这有时意味着彻夜研究。我很感谢我的朋友，每当我不得不工作一整晚时，他总会让我去他的公寓里休息。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重大打击，在毕业前，因为我们被迫一直处于封锁状态，无法完成预期的科研任务。不过幸好，我最终还是基于我已有的成果完成了我的数据整合和论文撰写。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疫情，我无法继续我的科研工作，失去了发表论文的机会，进而没有在今年夏季拿到硕士学位。我相信我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我的愿望。但这并不会消磨我也已收获的幸福，因为此次奖学金项目，我获得到许多知识和见闻，也将拥有归乡后的更美好的生活。奖学金项目提供的经济补助，不仅为我在中国的生活提供了足够的经费，也使得我的家人、朋友，甚至一些我认识的无法支付自己日常开销与学费的人，可以有机会支付他们的医疗费，甚至开启个人创业之路。这为具有迫切需要的人们带来一场甘霖。我衷心感谢UCAS和NCNST的财政支持，以及对我达成以上成就和实现课程收获所提供的帮助。
我所获得的实验知识和操作各类仪器，如SEM，XRD，RAMAN光谱，MRI，GC-MS，及应用各款科研软件，如Origin，Mestronova，及成像光谱(OIM)等的能力，是我在国科大取得的重要成果，帮助我精进我的科研能力。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帮助我提高了自己在公共演讲方面的技能，而这归功于我在课堂上和课题组中所做的多次汇报。
尽管踏上归途，我在此地的回忆始终熠熠生光。
感激，致敬。
(本文翻译: 谭君蕊)
